《中国教育报》:上海教改启示录

发布日期:2016-10-10 字体 [ ]

  2013年9月,上海自贸区正式揭牌。
     彼时,尚未扩容的自贸区物理空间并不大,总共28.78平方公里。有记者问:这么重要的上海自贸区,28平方公里够不够?“关键是在28平方公里内有制度上的突破,这样才有推广的意义。”时任上海常务副市长屠光绍答道。
     2014年11月,上海全面启动教育综合改革。
     “一市两校”教育综合改革中的上海市,历来是教育强市,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更是高校的“第一梯队”,中国地区间的差异颇大,这些第一梯队的改革能否蕴育中国未来教育改革的路径?
     上海主管教育的副市长翁铁慧坦言:“中央给我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题目——怎么当好全国教育改革的探路者、示范者、引领者?”
     试验田里的果子要成熟,一年两年的时间也许根本不够,上海启动教育综合改革不到两年,可是,我们想知道这块试验田里种子、土壤、光线、温度、水分、种田人等都发生了哪些变化,以及其中孕育的无限可能。
     政府要做减法,又要做加法
     2013年8月,黄浦区大沽路100号,市政大厦一间大会议室。
     一屋子大约三四十人,这是上海教育管理队伍最为中坚的力量:分管市领导、市教委领导班子和全体处长等。一场务虚会在此举行,专题研讨一个问题:政府转变职能、提升治理教育能力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应该在哪里?
     务虚会凝聚形成了重大共识:要从管项目、评专项中走出,要把更大精力投入谋划制度、聚焦大事。于是,首先决定的是,从2014年起,要从经费投入率先“自我革命”,把高校专项经费和经常性经费的比例翻个个儿,大幅下放经常性经费到高校。
     在上海密集采访的一周里,记者之所以对这个场景印象最深,是因为它触发了人们一个深刻的思考:在这场撼动多方利益的教育综合改革中,政府该扮演怎样的角色?
     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,不是始自今日。1985年5月,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》颁布,推动了教育体制改革,明晰了中央和地方的权责,但并没有彻底改变行政独大的局面。学校办学听命于政府,各级教育督导机构绝大多数隶属于教育行政部门,政府既是管理主体,又是办学主体,还是评价主体,相当于既当裁判员,又当运动员,还是解说员。这种现状带来的后果是自说自话,缺乏公信力,缺乏监督,教育发展因而缺乏动力和活力。
     “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。”管办评分离,管理的改革和创新是上游,是基础性的,政府首先需要放权。壮士断腕,并不容易,但没有这一步,后面犹如空中楼阁。
    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改别人,而是改自己,卸下利益的包袱才能轻装前进。有人说,教育发展多改革少,简政放权喊得多做得少,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切割自身利益方面,难以下决心、出狠手,多放事权,少放人财物权;多放虚权,少放实权。事权不匹配,权责不统一,学校和社会也不愿接。
     这也许正是那次深入研究讨论的深意所在。
     “上海市政府能把三件事做好了,教育就一定能管好。”翁铁慧说。哪三件?规划、资源分配、评价。
     这一过程中,政府既是改革者也是改革对象。推进政府部门由管理向治理转变,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减轻,而是政府角色向现代政府、法治政府、服务政府的转变。
     盘点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的多项重大举措,都渗透了管办评分离的核心要义,50多项改革任务中,很多篇幅是谈政府治理教育能力的提升。管办评分离,政府放权是最重要的一步。没有这一步,其他的无从谈起。
     上海市政府抓的这三件事,既要做减法,又要做加法。减法是不归政府管的政府不再插手,让学校和社会各归其位,充分释放活力。那加法是什么?政府管教育不能走老路,要有创新,要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,综合运用立法、拨款、规划、标准、规则、信息服务、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。
     三件事中,首先是“规划”,政府如船头翘望者给办学者指引方向,上海用了半届政府的时间来做规划,并认为“值得”,这是根本。其次是“资源配置”,学校与政府规划步伐一致的可以谋求到更多资源和支持,这是引领,高校经费投入改革、高峰高原学科建设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,学校要想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支持,要看你的重点学科是不是跟政府的规划一致。最后是“评价”,规划落实得怎么样,资源配置是否具有科学性,效率到底怎么样,教育的效果怎么样,需要水平测试、投入效益的评价,政府要通过培育第三方机构和考试改革等导向性手段,形成系统立体的第三方评价。上海已经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做出多种尝试,目前已经培育专业教育评估机构24家。
     政府能不能放权,让原本属于学校和社会的权力,回归主体,尤其当教育改革走向综合改革后,这一点成为破题之要义,关乎当政者的决心、勇气、谋略,这是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给其他地方的最大启示。而提升新型政府治理教育的能力,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,改革者当先改自己。
     破解改革的“阿喀琉斯之踵”
     无论教育改革,还是其他领域的改革,但凡改革,都有个“阿喀琉斯之踵”:改革动力层层递减。上面起了大风大浪,一级级下去,最后变成水纹了,改革缩了水、打了折。
     上海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?
     “每个教师的课堂最重要,如果改革的思想不深入到教育最基层的细胞,改革就难有实效。”翁铁慧几乎是一字一顿说出了这几句话,上海的执政者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。
    上海一所名校校长开玩笑地跟记者说,中小学课改没有失败的,因为有的根本没有真正改变过,无所谓失败。他坦承课改之难,老师要改,谈何容易?“关了教室的门,怎么教,老师决定,他就是老大啊。”
     那么,怎么让改革的思想一级级渗透,直至最基层的细胞?
     从市级层面来说,坚强有力的教育统筹机制,确保教育综合改革不是教育部门在唱独角戏。上海成立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,市委副书记和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,32个部门是成员,跟教育相关的部门都在其中。平台会根据议题的需要,召集相关部门。一年开几次全体会议,市委领导主抓,教育的综合性难题都能放在这个平台会上解决。
     这些举措并不鲜见,但是记者观察到一个细节,让人对这个看似普遍的平台会有个耳目一新的认识:这个平台会的会议纪要,等同于市政府发的文件,相关部门都要执行,这就是依据。
     对规划之看重,是这次上海采访中感受颇为深刻的一点。教育改革发展规划各地都在做,做得功夫怎么样,千差万别,有的只是展望,落不到实处。上海的三大规划,譬如职教规划,细致到每个专业应该怎么发展。功夫在诗外,怪不得上海市教委职教处处长劳晓芸说,“我们追求精准定位”。
     改革要落实到中间层面——基层政府,并非易事。上海某区的教育局局长跟记者回忆,当时在迎接区级教育综合改革方案答辩时,大家理解是跟着市里的方案走,市里怎么说,区里就怎么说。让他意外的是,里面坐了黑压压的一群专家,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:“你的区域定位不明朗”“根据区县的特点,你们的短板在哪里”……
     上面说啥,底下就做啥,亦步亦趋,看似是在追随,实则丧失了改革的要义——要根据本地实际进行发力,所谓基层首创精神是也。从做规划开始,就逼着基层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力点。改革动力的确在传递,上海因而涌现出了大量的基层首创实例,浦东新区率先推行学校法律顾问制度全覆盖、长宁区构建和实施区域小学“家校共育计划”、徐汇区的学区化集团化办学试点、杨浦区的教师分层分类培养发展。
     改革的动力传递到教育最基层的细胞,更难。
     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拿一位教师举例。这位教师是教学骨干,班级管理到位,学生成绩好,但是家长反映,学生负担重,师生关系不尽如人意。但时间一长,家长意见淡了,因为学生成绩好。四年级时,这个班学生参加了“绿色指标”评价,原先家长的意见在学生评价中也反映出来了。这位教师开始不接受,学校随即让她看了历届的评价,引导她思考:为什么同样的学校、同样的年级,结论会不一样呢?原先这位教师对学校的教学改革并不积极,但这次评价对她触动很大。
     类似的改革上海还有不少。比如,针对高校教师的激励计划,就是解决“人在课堂,心思不在学生”的弊病;再比如,高校对于基层教研组织的重新构建,都是充分利用评价、绩效考核等手段的作用,引导教师做改革的一分子,进而凝聚共识,使得最基层的细胞吸纳改革的精髓。
     上海最近在做一项工作——按照不同专业做生均培养经费的测算,这个工作在全国都没有做过。培养一个某专业的大学生,需要多少钱不清楚,而且专业之间差别很大,拨款只能是粗线条,那怎么行?上海人精细、务实的劲儿真是让人敬畏。
     这让记者想起海派作家张爱玲一篇散文的题目——《到底是上海人》。
     回归教育本真
     采访中,上海一位校长说了句颇值得反思的话:在教育中,我们对于人的研究远远不如对学科的研究。
    “丢”掉了人,忽略了人,不以学生为本,抛开了学生的身心论发展论改革,都偏离了育人本真,因为走得太远,而忘了为什么出发。
     教育的转型是艰巨的,因为今天所有单纯靠物质、靠资金能解决的问题不再是教育的主要问题,最难的问题在于让教育回归育人本原。
     2013年,上海教育综合改革方案尚未确定,就先启动了一项改革——“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和评价”,俗称“零起点”和“等第制”。为什么要这么急切?基于众所周知的幼儿园“抢跑”和小学课业负担沉重的这两个相伴相生的沉疴宿疾,一位学前教育专家说:“学前教育多一份力量,后面省八份力量。”在这位专家看来,幼儿园应该培养幼儿的心智、习惯、品行,而不是过早学习加减法等学科知识。幼儿园“抢跑”病根其实在小学,有的小学甚至不再教学生学拼音,因为大多数学生在幼儿园学过了。
     看似小事,实则大事。基础不行,地动山摇。“零起点”和“等第制”推行后,家长们开始还不太相信:你们真的没有考试了?真的没有像“过来人”说的,一进小学就“收骨头”(上海话,意为长时间的放松后,突然就要收紧的状态)?一些老师在实施初期有担忧:不考试,“等第”哪里来?教导主任也担心:我怎么知道学生知识点掌握了?怎么评价教师一学期的教学?实施一段时间后,杭州路第一小学从教师那里得的到反馈是:“一年级学生真开心啊,学习习惯很好,有强烈的求知欲,这不是更重要的学习吗?!”教导主任得到的启示是:“我要多听课,考试没了,只能靠日常去考量,要更重视过程。”
     “零起点”和“等第制”实施说到底,是不再分分计较,而是回归到素质评价、能力评价。这才是真正尊重人个性差异的教育评价。
     在回归本真之途中,有些原本如真理般的问题被质疑。比如,“只要考试存在,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不可能”,上海在对学校用“绿色指标”进行综合评价后,进行横向比较后,同样一个区,确实存在学业成绩提高、但是课业负担比较轻的学校。再比如,“刷题总是有用的”,这种被很多家长甚至老师奉为法宝的话,也在横向比较中发现并非如此。
     “‘绿色指标’综合评价改变了教育生态,避免了最恶劣的师生关系、最没有信心的孩子、最不喜欢学校的学生。”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纪明泽说。
     上海围绕改革构建了三大制度体系,其一就是以遵循教育规律、回归育人本原为重点的育人制度体系。多项改革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,比如,上海高考综合评价录取试点今年由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扩展到9所高校,就在尝试招生不只是看冷冰冰的分数,同时也看人。
     在现实生活中,教育常常要在对功利的追求和对育人本原的追求中摇摆,要通过“挣扎”来认清教育的价值和意义。上海教育一直得先行先试之利,同时,也更早触碰到深水区的矛盾,对教育本原的追溯,使我们的教育走过了仅仅依赖分数指标、工具价值等判断效益的阶段,重新从个性全面发展、学校内涵建设、育人的人本价值上进行思索和实践突破,这就是新时期回归教育本真的价值追求。
     跳出教育办教育
     有个家长来找张人利,想给孩子调座位。为什么?张人利以为理由是太吵、调皮等,结果不是,“同桌小孩不积极参加讨论,不想跟他一组了”。
     张人利发现,家长的教育理念正在悄然发生转变。
     这一点进步非常难得。改革者起初就认识到其艰巨。教育改革面临许多深层次的问题,有历史观念沉淀下来的,也有社会心态方面的,影响教育颇深。“教育改革向深水区,就要远远超出‘小教育’的概念,一定要建立协同联动的治理体系,教育没有自己的利益,培养的人是为社会各行各业服务,应该跳出教育看教育,跳出教育办教育。”翁铁慧说。
     跳出教育办教育,要让家长与政府大略、学校改革谋求最大共识,慢慢从排斥到理解进而从领会到接纳。以浦东新区为例,据该区教育局局长王晓科介绍,浦东新区家长整体素质较高,海归多。有些学校专门成立了家长委员会办公室,定期与家长们协商办学事宜。有一些按照以往制度很难做成的事,在家长委员会的框架上,反而好解决。家长委员会中不少是高技能人才,成功人士以及高学历全职妈妈,他们的热心参与,带来不同领域的专业信息,扩大了学校的教育资源。
     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陆靖说,教学改革“以前是自己玩”,现在学校在尝试把行业岗位标准转化为教学内容。学校选择了部分专业进行试点,看毕业生进入岗位是否有优势,未来的学生培养方案里要引入第三方即行业来评价,以点带面,来带动所有专业教学改革,“学校与其办一堆没有竞争力的专业,不如集中力量办几个有竞争力的专业”。
     跳出教育办教育,要在改革中充分发挥行业企业、社会机构、社区的作用,这一认识早已有之,但是能否从纸面变成现实,潜力尚待发掘。上海建桥学院是一所民办非营利试点高校,把学生就业竞争力作为核心竞争力,据校长潘迎捷介绍,学校提出打造学生的12项能力,拿到企业去征询,企业给改成了8项,变成自我学习能力、抗压能力、团队合作能力等,学校就围绕这8项能力制定相应课程。
     正因为不拘泥于教育圈子的卓见和行动,上海教育综合改革体现了多方披荆斩棘、效益提升的特点;正是认识到所面临难题也是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,上海敢于走向前沿,追求国际经验的溢出效应;正是清醒认识到教育之于国家战略和上海地位的先导作用,才能迎大局大势,跳出原先的局限,找准改革发力点与方向。(来源:《中国教育报》2016年7月1日